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目前看来，经过一年的工作，武汉市评议机制已初步建立，对处室和基层站所的评议已经有所实现。政知君梳理发现，实际上“评议机关”这一做法似乎正是起源于江浙。资料显示，2001年南京市开启“万人评议机关”活动。另外，温州市也同样连续几年进行类似评议活动并公布“十个不满意单位”。2013-2015年，温州市的“一把手”正是陈一新。因此也可以说，正是陈一新把评议机制从温州带到了武汉。

《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在2020年基础上退坡20%》32年后，1997年，该团第三次被邀请访华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等城市演出十几场。